1937年9月，八路军伏击日军 

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。中共中央在向全国发出抗战号召的同时，还就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。毛泽东指出要“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方面，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”。1937年8月，中共召开洛川会议，“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、全国人民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”。号召全国进行军事总动员，“武装人民，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，配合主力军作战”。

1938年底，在经历了淞沪、武汉等投入近百万兵力的大会战后，国民党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，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，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，国民党也准备进行游击战。1938年11月，国民党召开南岳军事会议。会上，蒋介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。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，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。国民党还在敌人后方还专门设立了冀察、鲁苏两个游击战区，并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。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曾自信地认为：中共可以打游击战，国军亦能打游击。

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，蒋介石还决定举办国民党军游击干部训练班，并致电中共，要求派一批干部来担任教官，讲授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。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叶剑英等前往。在中共教官们讨论教材教案时，出现了分歧。有的同志提出，蒋介石研究游击战，除了要对付日军之外，恐怕也是为了摸透我们，对付我们的。我们要不要那么认真，那么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？有的同志认为，对蒋介石的“小算盘”应当心中有数，但不要顾虑太多。国民党学习游击战术，用于抗战是有意义的；如果用来反共，那他就行不通。我们打游击的“十六字诀”，蒋不知研究了多少遍，可是他对我们照样奈何不得。叶剑英对后一种观点表示认同，他说：

“一定要认真地、毫无保留地去讲，因为这有利于团结抗战。 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，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军民鱼水关系。 只有紧紧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，才能运用好和开展好游击战争。 我们希望国民党改善军民关系，以利于抗战。 他们如果不抗战搞反共，那就无法改善军民关系。 ”

“同志们不用担心，国民党一向是脱离群众的，只顾扰民，不讲爱民。 军民鱼水关系这一条，他们就办不到。 他们无法用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。 ”

事实的确如此，在游击战中，人心定成败。 共产党的游击战“真谛”国民党不但学不来，也学不会。

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经历了一个兴起、鼎盛和衰败的过程。最高峰时，国民党在敌后投入近60个师，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，兵力接近百万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在敌后战场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。如豫东游击区、山西游击区、浙西游击区、鲁中游击区、海南游击区等，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、中条山根据地、吕梁山根据地、五台山根据地、大别山根据地、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、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。然而，这些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绩却糟糕透顶，他们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、损兵折将。更令人无语的是，国民党敌后战场竟出现“降官如毛、降将如潮”的局面。其中，庞炳勋、孙殿英、孙良诚、公秉藩、吴化文、李长江、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，在他们的带领下，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先后投降日军当了伪军。

国民党将领阎锡山在山西通过仔细研究，发现了八路军屡战屡胜、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原因： 街上的小贩儿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，一律半价，而卖给国民党军，从不愿意打折扣； 群众喜欢八路军总部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演出； 百姓爱听朱德等共产党将领的讲话，认为和拉家常一样，有真学问，却没有官架子。

日军在比较了与中共的游击战之后，也评价说：“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，与中共方面相比较，则相形见绌，不够熟练和妥善”。

“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，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，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，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”。正是基于毛泽东对“兵民结合”人民战争的正确认识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获得了极大成功。

来源：统战新语